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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言
1868年，马新贻接替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，朝野震惊。马新贻上任后，采取制衡湘军，削减军饷的措施。他的所作所为与湘军结怨极深，由此给自己引来杀机。
但是马新贻毕竟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，刺杀他所冒的风险绝非一般。在已被裁撤解散的湘军中，又有什么人能有如此缜密的心思和惊人的胆量来执行“刺马”计划呢？
“天津教案”背后的阴谋
面对悬而未决的刺马一案，就在刑部尚书兼主审官郑敦谨苦于案情没有进展之时，江宁营务处总管袁宝庆求见。令郑敦谨颇感意外的是，袁宝庆一见面并没有问及“刺马”一案，而是提到了“天津教案”。
6个月前，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造成数10人被杀的血案，震惊中外。法英美俄等7国军舰积极推进，以武力向清政府施压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冲突一触即发。
很快，朝中大臣上奏，除了督促曾国藩尽快处理教案之外，调兵在京畿和海口布防。而保证上海和江苏布防的首要之事，便是整顿长江水师。
这份奏折颇为符合慈禧心意，他早就想将长江水师指挥权从湘军手中夺回，却苦于找不到机会，此时借机整顿长江水师，既能夺回指挥权，又能增加上海和江苏的布防。
这个提议一箭双雕，于是慈禧即令马新贻以布防的名义整顿长江水师。长江水师指挥权一旦被夺，提督黄宜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袁宝庆的提醒让郑敦谨心头顿时一惊。
黄宜生是七省水师提督，整个长江都控制在黄宜生手里，而且长江上的利益非常巨大，所有过往船只的税收，包括走私等都需要经过黄宜生的同意。
马新贻要整顿长江水师，就是会直接要整顿到黄宜生头上，马新贻这样干等于直接从黄宜生手上夺走他的利益，如此一来黄宜生肯定是不会坐以待毙的。
如此说来，天津教案引发的长江水师重新布防，很可能是“刺马案”的导火索。对于郑敦谨的分析，袁宝庆深表赞同，甚至直指刺客肯定与黄宜生有关。郑敦谨一时陷入了沉思，袁宝庆所言不无道理，
马新贻与黄宜生多有冲突，如今马新贻以布防名义夺取指挥权，黄宜生当然不可轻易交出，两人矛盾必然激化。
6月28日，慈禧太后再发上谕，令马新贻迅速调动长江水师。就在马新贻费尽心思，考虑如何从黄宜生手中夺过长江水师的指挥权时，就遭到刺杀。
曾国藩的湘军
长江水师由曾国藩一手创办，上下尽是他的心腹，长江水师堪称曾国藩的立身之本。袁宝庆没有明说，但郑敦谨也十分清楚，怀疑黄宜生者绝非袁宝庆一人，只不过联想到黄宜生与曾国藩的关系，没有人敢把这话说出口。
黄宜生是曾国藩的大将，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。如果马新贻被杀与黄宜生有关，这个事情肯定跟曾国藩也脱不了干系。由此引起了连锁反应，清廷政府也会有所顾忌。
袁宝庆告辞后，郑敦谨心生不安，刺马一案曾国藩也许不是主谋，但如果此事真的是黄宜生策划，即使曾国藩并不知情，也不可能不受牵连。
倘若黄宜生真的是为了阻止马新贻夺走长江水师指挥权，而对他下毒手，那么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一场谋杀，而是会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。
一旦假设成立，那么郑敦谨所要遭遇的对手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无法撼动的政治集团。
就在一步步接近“刺马案”的真相时，郑敦谨却莫名生出一种惊悚感。也许是湘军将领黄宜生为保住长江水师指挥权铤而走险，对马新贻痛下毒手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都是郑敦谨不能触碰的真相。
湘军虽然名号不在，但势力根深蒂固，中央朝廷都难以撼动。即使明确刺马一案与湘军有关，朝廷未必有决心撕破脸面，与湘军彻底决裂。
毕竟对于朝廷来说，马新贻一人的性命与大清江山相比，微不足道。尤其当下湘军难以撼动。若是深究，一旦查明“刺马案”与湘军有关，势必就会暴露慈禧与曾国藩的明争暗斗，一旦公众天下，必然会引起朝野震惊。
万一激起湘军兵变，对政局的稳定是相当不利的，后果更是不可设想。
郑敦谨的抉择
此时此刻，郑敦锦的处境跟马新贻十分类似，马新贻身负使命，来到两江担任总督，堂堂的朝廷一品大员，最后被人家当街刺死。
那么郑敦锦再追查下去，不正是重蹈马新贻的覆辙。他受太后的钦点到江宁来审这个案子，几经周折，费尽心思，本想一心要把元凶捉拿归案。但如今的形势，何尝又不是危机四伏呢？
公元1871年正月刚过，远在北京的慈禧终于等到了郑敦谨的奏折，这份结案报告依然沿用了张之万的说法，张汶祥行刺马新贻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与他人无关。
在这份奏章上，郑敦谨依然写道，该犯供词尚属可信。
马新贻接任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之位，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。郑敦谨同样别无选择，唯有猝然停止。
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，朝廷终于发出了懿旨，正式肯定了郑敦谨的结案报告。这份漏洞百出的奏折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论。
公元1871年2月15日，曾国藩奉旨监斩，在江宁刑场将张汶祥凌迟处死。
不过在江宁发生的一切郑敦谨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，未等圣旨下达，更没等张汶祥正法，郑敦谨便毅然决然的离开了江宁。
他没有返回京师，而是声称自己得了重病，要回老家养病，只打发两名下人代他回京辞官。按照清制，钦差大臣不回京复职罪不可赦。但郑敦谨不听劝阻，义无反顾的踏上返乡的旅程。
对于辞官原因，郑敦谨只答了8个字“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”。对于内心，愧疚于上天神明。对于外界，愧对于大家议论。于心有愧，只能悔恨自责。
郑敦谨最后屈服于形势，违心的把“刺马案”给结案了。此时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充满愧疚，不仅是对马新贻的愧疚，也是无法面对他自己。
这也是郑敦谨后来半路辞官，即使被处罚，也不愿意再回京的原因所在。
总结
在政治集团的博弈当中，个人的命运、前途甚至生命都是微不足道，个人的情感也是没有释放的空间的，屈服是这些官僚们生存下来唯一的选择。
轰动一时的“刺马案”，以张汶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。
从此以后，两江总督之位紧紧把握在湘军手中，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。地方势力崛起、中央政府衰落的局面已经不可避免，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，也由此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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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军—曾国藩崛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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